箭杆胡同20号是一座不大的院落★◈◈ღ，隐身在东华门大街北侧曲折幽静的胡同深处★◈◈ღ。100多年前★◈◈ღ，这里是陈独秀在北京的居所★◈◈ღ，也成为《新青年》编辑部★◈◈ღ。

　　陈独秀★◈◈ღ、李大钊★◈◈ღ、胡适★◈◈ღ、鲁迅★◈◈ღ、钱玄同……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《新青年》登上历史舞台★◈◈ღ，他们鼓吹新思想★◈◈ღ、新文化★◈◈ღ，启发新觉悟★◈◈ღ，唤醒了一代青年★◈◈ღ。而这些青年人也正像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所期望的那样——如初春★◈◈ღ，如朝日★◈◈ღ，如百卉之萌动★◈◈ღ，如利刃之新发于硎★◈◈ღ。毛泽东★◈◈ღ、周恩来★◈◈ღ、蔡和森……都被《新青年》所激荡★◈◈ღ。

　　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得以传播★◈◈ღ，像破晓时的曙光★◈◈ღ，指引着在黑暗中寻求光明★◈◈ღ、在苍茫中摸索前路的中国人★◈◈ღ，并在此后百年间★◈◈ღ，彻底照亮了中国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17年1月4日★◈◈ღ，景山东街马神庙★◈◈ღ，北京大学校门口★◈◈ღ，一行师生列队欢迎刚刚上任的新校长蔡元培★◈◈ღ，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礼★◈◈ღ。蔡元培见状★◈◈ღ，脱下自己的礼帽★◈◈ღ，郑重其事地向师生们回鞠一躬★◈◈ღ。

　　北大校长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★◈◈ღ，进门时师生都需要行礼★◈◈ღ。北大学生顾颉刚见识过几任校长★◈◈ღ，都对这些行礼视而不见★◈◈ღ、不予理睬★◈◈ღ。蔡元培到校第一天★◈◈ღ，就打破了历任校长的“惯例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在顾颉刚印象中★◈◈ღ，那时的北京大学像个衙门★◈◈ღ，没有多少学术气氛★◈◈ღ。有的教师不学无术★◈◈ღ，一心只想做官★◈◈ღ；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★◈◈ღ，学问不大★◈◈ღ，架子却不小★◈◈ღ。

　　学生很多是官僚★◈◈ღ、大地主子弟★◈◈ღ，整日打麻将★◈◈ღ、吃花酒★◈◈ღ、提笼架鸟★◈◈ღ、逛八大胡同★◈◈ღ，对读书毫无兴趣★◈◈ღ，不过是混资格★◈◈ღ，以便将来进入政界★◈◈ღ。整个校园都弥漫着封建官僚习气★◈◈ღ。

　　3个多月前★◈◈ღ，蔡元培在法国巴黎★◈◈ღ，正在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奔波★◈◈ღ，突然接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范源濂的电报★◈◈ღ，邀请他担任北大校长一职★◈◈ღ。身边老友纷纷劝他不要蹚这池浑水★◈◈ღ，“北大腐败极了★◈◈ღ，进去若不能整顿★◈◈ღ，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蔡元培是前清翰林★◈◈ღ，同盟会元老★◈◈ღ，辛亥革命后★◈◈ღ，即被孙中山委任为首任教育总长★◈◈ღ。他推行教育改革★◈◈ღ，废除尊孔★◈◈ღ、祀孔★◈◈ღ，删经学★◈◈ღ。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★◈◈ღ，倒行逆施★◈◈ღ，大搞尊孔复古★◈◈ღ，气得蔡元培挂冠而去★◈◈ღ，赴欧洲游学★◈◈ღ、考察★◈◈ღ。

　　袁世凯倒台★◈◈ღ，让壮志未酬的蔡元培看到新的希望★◈◈ღ。他思虑再三★◈◈ღ，抱着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决心★◈◈ღ，回国就职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17年1月9日★◈◈ღ，京城雪花飞舞★◈◈ღ。时年49岁的蔡元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说★◈◈ღ，向全校学生提出三项要求★◈◈ღ：抱定宗旨★◈◈ღ、砥砺德行★◈◈ღ、敬爱师友★◈◈ღ。

　　所谓“宗旨”★◈◈ღ，就是要将北大真正变成治学的场所★◈◈ღ。在蔡元培看来★◈◈ღ，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★◈◈ღ，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★◈◈ღ，需要培养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和独立求真的人格★◈◈ღ。而实现这一“宗旨”★◈◈ღ，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★◈◈ღ。

　　蔡元培决定先从文科做起★◈◈ღ，聘请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文科学长★◈◈ღ。到职第一天★◈◈ღ，他就请两位浙江同乡——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（今北京大学医学部）校长的汤尔和★◈◈ღ、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★◈◈ღ，举荐人才★◈◈ღ。两人都建议★◈◈ღ，北大文科学长可由陈独秀担任★◈◈ღ。

　　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★◈◈ღ，曾与汤尔和同在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军事★◈◈ღ。汤对陈独秀强剪清廷督学辫子一事★◈◈ღ，印象颇深★◈◈ღ。陈独秀留学回国后★◈◈ღ，曾与沈尹默一起在杭州陆军小学教过书★◈◈ღ。第一次见面时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就评价沈尹默的书法太俗气★◈◈ღ。

　　汤★◈◈ღ、沈都对陈独秀的胆识和才智颇为赏识★◈◈ღ，认为陈“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”★◈◈ღ。汤尔和还拿了十几本《新青年》给蔡元培看★◈◈ღ。

　　蔡元培对陈独秀并不陌生★◈◈ღ，“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”★◈◈ღ。1904年★◈◈ღ，一批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★◈◈ღ，为推翻晚清政府★◈◈ღ，在上海成立暗杀团★◈◈ღ，谋刺晚清大臣与官吏★◈◈ღ。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是暗杀团成员★◈◈ღ，有过一面之缘★◈◈ღ。

　　说来很巧★◈◈ღ，当时陈独秀就在北京★◈◈ღ。他与安徽同乡★◈◈ღ、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合并一事★◈◈ღ，来北京筹集资金★◈◈ღ，住在前门西河沿的中西旅馆★◈◈ღ。

　　蔡元培闻讯★◈◈ღ，冒着风雪到旅馆拜访★◈◈ღ。却不料★◈◈ღ，陈独秀称自己没有在大学教过书★◈◈ღ，又没有什么头衔★◈◈ღ，推辞了这番好意★◈◈ღ。他还对蔡元培说★◈◈ღ，《新青年》杂志刚刚起步★◈◈ღ，实在分身乏术★◈◈ღ。

　　之后几天★◈◈ღ，蔡元培每天上门来请★◈◈ღ。有时来得很早★◈◈ღ，陈独秀还没有起来★◈◈ღ。他招呼茶房★◈◈ღ，不要叫醒★◈◈ღ，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★◈◈ღ。汪孟邹感慨★◈◈ღ：蔡先生道貌温言★◈◈ღ，令人起敬★◈◈ღ。

　　蔡元培“三顾茅庐”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勉强答应★◈◈ღ，约定先干3个月★◈◈ღ，不能胜任就走人★◈◈ღ。蔡元培大喜★◈◈ღ，立即致函教育部★◈◈ღ，随函附上陈独秀的简历★◈◈ღ。

　　在这份简历中★◈◈ღ，蔡元培不惜替陈独秀虚构了“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★◈◈ღ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★◈◈ღ、安徽高等学校校长”的履历★◈◈ღ。蔡元培求贤若渴的精神★◈◈ღ，由此可见一斑★◈◈ღ。

　　除了陈独秀★◈◈ღ，蔡元培接下来又聘请了胡适★◈◈ღ、周作人★◈◈ღ、刘半农★◈◈ღ、鲁迅等为北大文科教授★◈◈ღ；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★◈◈ღ。这些新派学界领袖人物的亮相★◈◈ღ，让文学革命★◈◈ღ、思想自由的风气一度在北大流行★◈◈ღ。

　　蔡元培主张“思想自由海洋之神在线登录★◈◈ღ，兼容并包”★◈◈ღ。留着大辫子★◈◈ღ、通晓九国语言的怪儒辜鸿铭★◈◈ღ；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★◈◈ღ、因“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”的经学家刘师培★◈◈ღ；“以骂人名海内”的音韵训诂学家黄侃等★◈◈ღ，也都是他延聘的学术大师★◈◈ღ。

　　其时★◈◈ღ，这份杂志已创办一年有余★◈◈ღ。1915年9月15日创刊时的名字叫《青年杂志》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写下创刊词★◈◈ღ：“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★◈◈ღ，羞为浅化之民也★◈◈ღ，则急起直追★◈◈ღ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★◈◈ღ。”科学与人权★◈◈ღ，就是陈独秀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起源★◈◈ღ。除此之外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在哲学★◈◈ღ、文学★◈◈ღ、教育★◈◈ღ、法律★◈◈ღ、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★◈◈ღ。

　　一开始★◈◈ღ，因为《青年杂志》没有名气★◈◈ღ，基本都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写稿★◈◈ღ。后来因为杂志名字侵权★◈◈ღ，停刊一段时间★◈◈ღ，1916年9月才改名《新青年》★◈◈ღ。

　　为了打开销路★◈◈ღ，陈独秀请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帮忙四处求稿★◈◈ღ。汪孟邹想起在美国留学的小老乡胡适★◈◈ღ，此人学问不浅★◈◈ღ，不妨请他为杂志写稿★◈◈ღ。《新青年》出第一期★◈◈ღ，汪孟邹就赶紧给胡适寄了一本★◈◈ღ，并附上了陈独秀的约稿信★◈◈ღ。去信之后★◈◈ღ，石沉大海★◈◈ღ。

　　汪孟邹又求了几次★◈◈ღ，胡适才给陈独秀回信★◈◈ღ。胡适在信中说★◈◈ღ，改造新文学应该从输入西方名著入手党建活动★◈◈ღ，观摩学习后再自己创造新文学★◈◈ღ。他附上一篇俄国文学译作★◈◈ღ，这是胡适给《新青年》撰稿的开端★◈◈ღ。

　　在1916年10月出版的《新青年》上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从美国写给他的信★◈◈ღ，在这封通信中★◈◈ღ，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★◈◈ღ。陈独秀对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大为赞许★◈◈ღ，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★◈◈ღ，这就是1917年1月发表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10年★◈◈ღ，胡适考上庚款留学★◈◈ღ，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学★◈◈ღ，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★◈◈ღ，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★◈◈ღ。1915年★◈◈ღ，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“文学科学研究部”海洋之神590线路检测中心★◈◈ღ，★◈◈ღ，胡适担任文学委员★◈◈ღ。在研究部的年会上★◈◈ღ，他写了篇《如何可使吾国语言易于教授》的文章★◈◈ღ，就指出文言文是一种“半死的语言”★◈◈ღ，而称白话文为活的语言★◈◈ღ。

　　胡适是社交达人★◈◈ღ。留美期间★◈◈ღ，他经常和一群思想活跃★◈◈ღ、有志于文学改革的中国留学生梅光迪★◈◈ღ、任鸿隽★◈◈ღ、杨杏佛等一起辩论文学★◈◈ღ，游山玩水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16年夏★◈◈ღ，在美国纽约中部的绮色佳★◈◈ღ，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主笔任鸿隽与陈衡哲★◈◈ღ、梅光迪★◈◈ღ、杨杏佛等几个留美学生★◈◈ღ，在凯约嘉湖上划船★◈◈ღ。忽然★◈◈ღ，黑云翻滚★◈◈ღ，风暴骤至★◈◈ღ，他们急忙往岸边划去★◈◈ღ，一个个被突降的大雨淋得狼狈不堪★◈◈ღ，慌乱之中差点把船也弄翻了……

　　任鸿隽兴致颇浓★◈◈ღ，写了一首“泛湖即事”的四言古诗★◈◈ღ，寄给缺席的胡适★◈◈ღ。诗中有“言擢轻楫★◈◈ღ，以涤烦疴”★◈◈ღ，“猜谜赌胜海洋之神在线登录★◈◈ღ！★◈◈ღ，载笑载言”的句子★◈◈ღ。胡适看后回信说★◈◈ღ，这诗里一半是二十世纪的活文字★◈◈ღ，一半是三千年前的死文字★◈◈ღ，太违和了★◈◈ღ。

　　任鸿隽很不服气★◈◈ღ，给胡适回信辩解★◈◈ღ。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的梅光迪也替好友打抱不平★◈◈ღ，写打油诗嘲讽胡适★◈◈ღ。围绕文言与白话★◈◈ღ，胡与任★◈◈ღ、梅打了好几回笔墨官司★◈◈ღ。

　　正好★◈◈ღ，陈独秀隔洋求稿★◈◈ღ，胡适就把“乱谈出来的”思考寄给陈独秀★◈◈ღ。“因为在美国受到了朋友们的反对★◈◈ღ，胆子变小了★◈◈ღ，态度变谦虚了★◈◈ღ，革命变为改良★◈◈ღ，文字题为‘刍议’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陈独秀捧读之下★◈◈ღ，对文中主张大为赞同★◈◈ღ，称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是“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”★◈◈ღ。为了给未曾谋面的知音大张声势★◈◈ღ，陈独秀随后写了一篇《文学革命论》★◈◈ღ，在下一期的《新青年》上发表★◈◈ღ，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★◈◈ღ，“文学革命之气运★◈◈ღ，酝酿已非一日★◈◈ღ，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胡适自己也没想到★◈◈ღ，陈独秀“以老革命党人的气势”★◈◈ღ，号召反对旧文学★◈◈ღ、旧道德★◈◈ღ、旧传统★◈◈ღ，把不温不火的“文学改良”变成风风火火的“文学革命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的钱玄同读了胡适的文章★◈◈ღ，“极为佩服”★◈◈ღ。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★◈◈ღ，盛赞胡适的文章“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”★◈◈ღ，并预言“选学妖孽★◈◈ღ，桐城谬种”们★◈◈ღ，一定会跳出来骂胡适★◈◈ღ。

　　“选学”是以《昭明文选》为宗的古文学派★◈◈ღ，“桐城”是清最负盛名的古文散文流派★◈◈ღ。鲁迅曾对此作出解释★◈◈ღ，“是指做‘载飞载鸣’的文章和抱着《文选》寻字汇的人们”★◈◈ღ。他说★◈◈ღ，钱玄同形容恰当★◈◈ღ，所以这句骂旧派文人的话流传久远★◈◈ღ。

　　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★◈◈ღ。他曾狂热地践行复古★◈◈ღ，写小篆★◈◈ღ，行古礼★◈◈ღ。民国初年★◈◈ღ，他在浙江教育司任职时★◈◈ღ，每天穿一身孔子时代的深衣★◈◈ღ，头戴玄冠上下班★◈◈ღ。袁世凯借助复古恢复帝制★◈◈ღ，让钱玄同彻底失望日吉亚衣★◈◈ღ。他摇身一变★◈◈ღ，成了反古文的“黑旋风李逵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钱玄同的信★◈◈ღ，让陈独秀和胡适大喜过望★◈◈ღ。陈独秀亦赞钱玄同★◈◈ღ：“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★◈◈ღ，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★◈◈ღ，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★◈◈ღ。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从此,钱玄同甘当《新青年》“摇旗呐喊的小卒”★◈◈ღ。他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★◈◈ღ，提倡新式标点符号★◈◈ღ、数字可改用阿拉伯数字★◈◈ღ、书写方式改为左行横移等主张★◈◈ღ。这些在当时看来“极其大胆”的建议★◈◈ღ，后来大多被采纳并应用至今海洋之神在线登录★◈◈ღ。

　　在钱玄同眼里★◈◈ღ，老友周树人和周作人的思想是“国内数一数二的”★◈◈ღ。他们在日本东京留学时★◈◈ღ，曾同听章太炎讲古文★◈◈ღ，因为钱玄同听课太投入★◈◈ღ，总是不自觉地从后排往前移★◈◈ღ。周树人形容他“爬来爬去”★◈◈ღ，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爬翁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其时★◈◈ღ，周树人蛰居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★◈◈ღ。钱玄同上门拜访★◈◈ღ，他就是周树人在《呐喊〈自序〉》里所写的“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周树人那时正在抄“没有什么用”★◈◈ღ、也“没有什么意思”的古碑★◈◈ღ，打发时光★◈◈ღ。钱玄同深知周树人的才华和抱负★◈◈ღ，建议他可以为《新青年》写一点文章★◈◈ღ。

　　但是一本杂志真能唤醒麻木的国民★◈◈ღ、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吗？周树人对钱玄同说★◈◈ღ：“假如一间铁屋子★◈◈ღ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★◈◈ღ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★◈◈ღ，不久都要闷死了★◈◈ღ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★◈◈ღ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★◈◈ღ。现在你大嚷起来★◈◈ღ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★◈◈ღ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★◈◈ღ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钱玄同答道★◈◈ღ：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★◈◈ღ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周树人被钱玄同说服了★◈◈ღ，后来他写道★◈◈ღ：“是的★◈◈ღ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★◈◈ღ，然而说到希望★◈◈ღ，却是不能抹杀的诺贝尔奖★◈◈ღ，★◈◈ღ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★◈◈ღ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★◈◈ღ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★◈◈ღ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★◈◈ღ，一直在绍兴教书★◈◈ღ。蔡元培为北大招兵买马时★◈◈ღ，周树人作为同乡★◈◈ღ、老下属★◈◈ღ，推荐弟弟周作人到北大任教★◈◈ღ。蔡元培欣然同意★◈◈ღ。1917年9月★◈◈ღ，“蓄浓髯★◈◈ღ，戴大绒帽★◈◈ღ，披马夫式大衣★◈◈ღ，俨然俄国英雄”的周作人★◈◈ღ，正式到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★◈◈ღ。

　　到京后★◈◈ღ，周作人与周树人同住绍兴会馆日吉亚衣★◈◈ღ。“怕狗”的钱玄同★◈◈ღ，仍在夜里不断造访★◈◈ღ，目的只为《新青年》索稿★◈◈ღ。后来★◈◈ღ，周作人把译稿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》交给了钱玄同★◈◈ღ，算作第一次投稿★◈◈ღ。

　　而周树人直到1918年5月★◈◈ღ，才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——《狂人日记》★◈◈ღ。这也是他第一次用“鲁迅”的笔名★◈◈ღ，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★◈◈ღ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共发表50多篇作品★◈◈ღ。

　　周氏兄弟始终与陈独秀★◈◈ღ、胡适保持一定距离★◈◈ღ，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★◈◈ღ。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★◈◈ღ，这是“交浅”★◈◈ღ，而不妨“言深”★◈◈ღ。在《新青年》当时的朋友圈里★◈◈ღ，与周氏兄弟最投契的是刘半农★◈◈ღ。

　　刘半农是江阴才子★◈◈ღ，上海文坛有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★◈◈ღ。1916年★◈◈ღ，一次偶然的机会★◈◈ღ，他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★◈◈ღ，两人一见如故海洋之神在线登录★◈◈ღ。陈独秀向他约稿★◈◈ღ，刘半农自称急需“洗刷”脑筋中“旧文学的毒”★◈◈ღ，欣然应允★◈◈ღ。从这年10月起★◈◈ღ，刘半农便加入《新青年》阵营★◈◈ღ。

　　陈独秀到北大后★◈◈ღ，向蔡元培力荐刘半农★◈◈ღ。1917年夏★◈◈ღ，蔡元培破格聘用中学肄业的刘半农★◈◈ღ，邀请他担任北大预科国文教授★◈◈ღ。刘半农穿着鱼皮鞋★◈◈ღ，一步跨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★◈◈ღ。为了与鸳鸯蝴蝶派一刀两断★◈◈ღ，他把带有脂粉味儿的“伴侬”改为“半农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17年7月★◈◈ღ，胡适学成回国★◈◈ღ。陈独秀写信邀请他来北大★◈◈ღ，不惜把文科学长的位子让给他★◈◈ღ。蔡元培对胡适也颇为欣赏★◈◈ღ，认为他是“旧学邃密”而且“新知深沉”的一个人★◈◈ღ，聘请他到北大担任文科教授★◈◈ღ。

　　两个月后★◈◈ღ，胡适抵京★◈◈ღ，北大文科新添一员大将★◈◈ღ。蔡元培在六味斋设宴为他接风★◈◈ღ，可见他在蔡心中的地位★◈◈ღ。胡适第一个月工资是260元★◈◈ღ，仅一个月后就涨到了280元★◈◈ღ。他给母亲写信说★◈◈ღ：“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★◈◈ღ。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★◈◈ღ，不为不多矣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《新青年》“朋友圈”也不断扩大★◈◈ღ。这一年★◈◈ღ，为《新青年》写稿的★◈◈ღ，除了陈独秀在《甲寅》杂志当编辑时结交的文友——高一涵★◈◈ღ、吴虞★◈◈ღ、易白沙日吉亚衣日吉亚衣★◈◈ღ、李大钊等★◈◈ღ，还有北大的钱玄同★◈◈ღ、刘半农★◈◈ღ、陶孟和★◈◈ღ、蔡元培★◈◈ღ、胡适★◈◈ღ、周作人★◈◈ღ、沈尹默等★◈◈ღ。这支作者队伍★◈◈ღ，绝对算得上最强“文化天团”了★◈◈ღ。

　　《新青年》声名大振★◈◈ღ，“每期出版后★◈◈ღ，在北大即销售一空”★◈◈ღ。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★◈◈ღ，也就这样形成了★◈◈ღ。当时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★◈◈ღ，也是《新青年》的忠实读者★◈◈ღ。十多年后★◈◈ღ，他在与斯诺的会谈中回忆说★◈◈ღ：“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★◈◈ღ，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★◈◈ღ。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《新青年》的影响力不是一蹴而就的★◈◈ღ，甚至在1917年8月★◈◈ღ，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以印数太少★◈◈ღ、销路不畅为由★◈◈ღ，一度停止出版《新青年》★◈◈ღ。陈独秀从中极力交涉★◈◈ღ。直到这年年底★◈◈ღ，群益书社才勉强答应续刊★◈◈ღ，但前提是杂志必须改革★◈◈ღ。

　　次年1月★◈◈ღ，《新青年》复刊★◈◈ღ，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★◈◈ღ，所有稿件都由编辑同人撰译★◈◈ღ，不另购稿★◈◈ღ。每出一期★◈◈ღ，就开一次编辑会★◈◈ღ，商量下一期选题★◈◈ღ。

　　周氏兄弟声称是“敲边鼓”★◈◈ღ，不参加编辑会议★◈◈ღ，“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★◈◈ღ，才会被邀列席罢了”★◈◈ღ。沈尹默也说自己“仅负名义而已”★◈◈ღ，因为眼睛有病★◈◈ღ，且自忖非所长★◈◈ღ，轮到他当编辑时★◈◈ღ，请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人帮忙代编★◈◈ღ。

　　刘半农对《新青年》销路不畅很上心★◈◈ღ。他给钱玄同写信说★◈◈ღ，“文学改良的话★◈◈ღ，我们已经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★◈◈ღ，若从此阴干★◈◈ღ，恐怕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板斧……”他提议★◈◈ღ，上演一场新旧文化“双簧戏”★◈◈ღ，炒作一番★◈◈ღ。

　　于是★◈◈ღ，在《新青年》四卷三号上★◈◈ღ，钱玄同化名“王敬轩”★◈◈ღ，用文言文写了一封读者来信★◈◈ღ，列数胡适★◈◈ღ、陈独秀等人的种种罪状★◈◈ღ。紧随其后★◈◈ღ，刘半农以记者身份★◈◈ღ，用白话文撰写《复王敬轩书》★◈◈ღ，用一万多字批驳“王敬轩”观点★◈◈ღ，满满的火药味儿★◈◈ღ。

　　“王敬轩”暗指桐城派古文家林纾★◈◈ღ。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人★◈◈ღ，能诗★◈◈ღ，能文★◈◈ღ，能画★◈◈ღ，因受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赏识★◈◈ღ，曾任京师大学堂教师★◈◈ღ。林纾不懂一句外文★◈◈ღ，却在懂外文朋友的协助下★◈◈ღ，用桐城古文翻译了一百多部西洋小说★◈◈ღ，成为煊赫一时的“译界大王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刘半农却嘲讽林纾翻译的外国著作★◈◈ღ，择稿不精★◈◈ღ、谬误太多★◈◈ღ、“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”★◈◈ღ。他认为★◈◈ღ，林纾翻译的著作只能是“闲书”★◈◈ღ，没有多少文学价值★◈◈ღ。

　　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的这场新旧文化“双簧戏”★◈◈ღ，并没有马上得到林纾的回应★◈◈ღ，倒真是让《新青年》受到了异常的关注★◈◈ღ。

　　曾在林纾门下求学★◈◈ღ、当时的北大法科政治系学生张厚载★◈◈ღ，给《新青年》投了一篇《新文学及中国旧戏》★◈◈ღ，批判钱玄同等人对中国旧戏的言论★◈◈ღ。结果是自己立了个靶子★◈◈ღ，被陈独秀★◈◈ღ、胡适★◈◈ღ、钱玄同★◈◈ღ、刘半农等轮番轰炸★◈◈ღ。

　　按常理★◈◈ღ，这几位文化大家和张厚载论战★◈◈ღ，就是毫不费力的降维打击★◈◈ღ，但是在几个人的文章中★◈◈ღ，只有胡适是在平心静气★◈◈ღ、条分缕析地在辩论★◈◈ღ，其他人的言辞之激烈★◈◈ღ、刻薄★◈◈ღ，已经有失文学论争之态★◈◈ღ。

　　特别是钱玄同★◈◈ღ，一向语不惊人死不休★◈◈ღ。他有一句很极端的名言★◈◈ღ：“人到40就该去死★◈◈ღ，不死也该绑到天桥去枪毙★◈◈ღ。”他的文学革命主张更是激进★◈◈ღ，大喊★◈◈ღ：“打倒古文★◈◈ღ！打倒汉字★◈◈ღ！打倒国粹★◈◈ღ！”

　　林纾一开始任其“自鸣自已”★◈◈ღ，一年后才用力反击★◈◈ღ。上海《新申报》连载了他的文言政治小说《荆生》和《妖梦》★◈◈ღ，影射蔡元培★◈◈ღ、陈独秀★◈◈ღ、胡适和钱玄同★◈◈ღ，攻击新文化运动★◈◈ღ。他还在小说中暗示北洋军阀★◈◈ღ，用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★◈◈ღ。

　　张厚载借机在小报上造谣★◈◈ღ，说陈独秀★◈◈ღ、胡适★◈◈ღ、陶孟和等思想激烈★◈◈ღ，受政府干涉★◈◈ღ，已经被迫辞职★◈◈ღ。他还造谣说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到八大胡同狎妓★◈◈ღ，与学生争风吃醋★◈◈ღ，挖伤某妓下体泄愤……

　　林纾没有就此收手★◈◈ღ。他继续在北京《公言报》——皖系军阀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机关报——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《致蔡元培书》★◈◈ღ，指责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“覆孔孟★◈◈ღ，铲伦常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蔡元培当即写了一封长信还击★◈◈ღ。林纾和蔡元培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★◈◈ღ。京沪各大报刊竞相发表评论★◈◈ღ，“林蔡之争”被冠以“新旧思潮之冲突”“新旧思潮之决斗”之类充满火药味的标题★◈◈ღ，成为公共事件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19年3月26日晚★◈◈ღ，蔡元培★◈◈ღ、汤尔和★◈◈ღ、马叙伦★◈◈ღ、沈尹默等人★◈◈ღ，在汤尔和家里开会★◈◈ღ，商讨怎样应付社会上对陈独秀的谣言攻击★◈◈ღ。

　　会上讨论了什么？没有人留下太多文字★◈◈ღ。汤尔和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只有短短一句话★◈◈ღ：“昨以大学事★◈◈ღ，蔡鹤公（蔡元培）及关系诸君来会商★◈◈ღ，十二时客始散★◈◈ღ，今日甚倦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几天后★◈◈ღ，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★◈◈ღ，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★◈◈ღ。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★◈◈ღ，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海洋之神在线登录★◈◈ღ。陈独秀由此失去了文科学长一职★◈◈ღ，虽然仍为北大教授★◈◈ღ，但学校给他放了一年长假★◈◈ღ。

　　对于这件事情★◈◈ღ，胡适一直愤愤不平★◈◈ღ。十几年后★◈◈ღ，他和汤尔和重提此事★◈◈ღ，认为汤尔和等没有将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★◈◈ღ，“是堕入奸人术中了”★◈◈ღ。胡适怀疑★◈◈ღ，是沈尹默等“反复小人”造成攻击陈独秀的局面★◈◈ღ。

　　在胡适看来★◈◈ღ，那天晚上的会议★◈◈ღ，“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★◈◈ღ，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★◈◈ღ。”中国共产党的创立★◈◈ღ、《新青年》的分化★◈◈ღ、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★◈◈ღ，“皆起于此夜之会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18年11月11日夜★◈◈ღ，一战停战的电报传到北京★◈◈ღ，全城沸腾★◈◈ღ。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★◈◈ღ，中国终于站在战胜国的队伍里★◈◈ღ，北京市民和知识阶层欢欣鼓舞★◈◈ღ。北京教育界决定★◈◈ღ，11月14日至16日学校放假三天★◈◈ღ，以示庆祝★◈◈ღ。

　　那时的北京★◈◈ღ，正被初冬的寒意包裹着★◈◈ღ，但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里★◈◈ღ，每个人的心中都被李大钊的演说点燃起一团火★◈◈ღ。29岁的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★◈◈ღ，认识到一年前发生在涅瓦河畔的俄国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影响★◈◈ღ。

　　在《新青年》同人中★◈◈ღ，李大钊并不太引人注目★◈◈ღ。鲁迅回忆★◈◈ღ，初次见面李大钊给他的印象很好★◈◈ღ，“诚实★◈◈ღ，谦和★◈◈ღ，不多说话★◈◈ღ。《新青年》的同人中★◈◈ღ，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★◈◈ღ，扶植自己势力的人★◈◈ღ，但他一直到后来★◈◈ღ，绝对的不是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就是这样一位“有些儒雅★◈◈ღ，有些朴质★◈◈ღ，也有些凡俗”的李大钊★◈◈ღ，在来今雨轩的讲演会上★◈◈ღ，发出了远高于同侪的独到见解★◈◈ღ：

　　“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★◈◈ღ，实在是热闹得很★◈◈ღ。可是战胜的★◈◈ღ，究竟是哪一个？我们庆祝★◈◈ღ，究竟是为哪个庆祝？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★◈◈ღ，这回战胜的★◈◈ღ，不是联合国的武力★◈◈ღ，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★◈◈ღ。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★◈◈ღ，是全世界的庶民★◈◈ღ。我们庆祝★◈◈ღ，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★◈◈ღ，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演讲结束后★◈◈ღ，李大钊又写下《Bolshevism（布尔什维克）的胜利》一文★◈◈ღ。文中★◈◈ღ，他不仅把社会主义★◈◈ღ、布尔什维主义★◈◈ღ、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★◈◈ღ，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“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（马克思）为宗主的”★◈◈ღ，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★◈◈ღ，创造一自由乡土★◈◈ღ。文末★◈◈ღ，他激昂地宣称★◈◈ღ：“试看将来的环球★◈◈ღ，必是赤旗的世界★◈◈ღ！”

　　《庶民的胜利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均刊登于《新青年》五卷五号（1918年11月15日出版）★◈◈ღ，这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★◈◈ღ。

　　《新青年》六卷五号★◈◈ღ，李大钊是当期编辑★◈◈ღ，这期《新青年》刊发了数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★◈◈ღ，集中★◈◈ღ、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★◈◈ღ，被学界称为“马克思主义专号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按照正常的出版时间★◈◈ღ，这期杂志本该在1919年5月面世★◈◈ღ，却迁延到了当年9月才刊出★◈◈ღ。这期间★◈◈ღ，接连发生了太多意外和波折★◈◈ღ：5月4日★◈◈ღ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★◈◈ღ；6月11日★◈◈ღ，陈独秀被捕★◈◈ღ，陈独秀住宅（《新青年》编辑部）被搜查★◈◈ღ；7月底★◈◈ღ，李大钊妻子分娩在即★◈◈ღ，他不得不把妻儿带回老家乐亭安顿……

　　两人你来我往的争论文章★◈◈ღ，多数发表于《每周评论》★◈◈ღ。这是一份《新青年》编辑同人创办的“专谈政治”的小报★◈◈ღ，以区分高举新文化大旗的《新青年》★◈◈ღ。因为《新青年》的“急先锋”胡适有言在先★◈◈ღ：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其实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在创办《新青年》初期★◈◈ღ，也有这样的共识★◈◈ღ。他认为★◈◈ღ，伦理的觉悟比政治觉悟更深刻★◈◈ღ。但他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★◈◈ღ，“在现实社会中★◈◈ღ，谈政治也罢★◈◈ღ，不谈也罢★◈◈ღ，谁都逃离不了政治★◈◈ღ，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★◈◈ღ，政治总会寻着你的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1919年★◈◈ღ，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★◈◈ღ。为唤起更多民众的爱国良知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一份《北京市民宣言》海洋之神在线登录★◈◈ღ，由胡适翻译成英文★◈◈ღ，印刷成中英文传单★◈◈ღ。6月11日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在香厂新世界散发传单时被捕★◈◈ღ。

　　陈独秀入狱★◈◈ღ，《每周评论》暂时没受影响★◈◈ღ。于是★◈◈ღ，“不谈政治”的胡适★◈◈ღ，成了“转谈政治”的小报的主要编辑★◈◈ღ。

　　胡适开始谈政治★◈◈ღ，矛头却先向内★◈◈ღ。他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★◈◈ღ，少谈些“主义”》★◈◈ღ，引发了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★◈◈ღ。即便不指名道姓★◈◈ღ，也看得出来他批判的对象★◈◈ღ，是在《新青年》上大谈“布尔什维主义”的李大钊★◈◈ღ。

　　李大钊随即发表了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★◈◈ღ，驳斥胡适的言论★◈◈ღ。他旗帜鲜明地宣称★◈◈ღ：“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★◈◈ღ，其实质就是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★◈◈ღ、需不需要革命的争论★◈◈ღ。正是在这场争论中★◈◈ღ，李大钊完成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★◈◈ღ。

　　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分两期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★◈◈ღ，“马克思主义专号”刊发了上半部分★◈◈ღ，下半部分则在《新青年》六卷六号上发表★◈◈ღ。

　　这篇文章共26000字★◈◈ღ，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★◈◈ღ：唯物史观★◈◈ღ、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★◈◈ღ，“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★◈◈ღ，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可以说★◈◈ღ，在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中★◈◈ღ，“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”的李大钊★◈◈ღ，系统★◈◈ღ、完整地梳理★◈◈ღ、阐述了他选择的主义★◈◈ღ。

　　胡适和李大钊辩论时★◈◈ღ，陈独秀仍在狱中★◈◈ღ。1919年9月★◈◈ღ，被关押了三个多月的陈独秀出狱了★◈◈ღ。他写了一篇题为《主义与努力》的短文★◈◈ღ，表明立场★◈◈ღ，一方面肯定了胡适的“一点一滴改造”★◈◈ღ，另一方面把主义比作行船的方向★◈◈ღ，“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★◈◈ღ，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1919年末★◈◈ღ，章士钊★◈◈ღ、汪精卫邀请陈独秀与蔡元培★◈◈ღ、吴稚晖南下★◈◈ღ，一起筹办西南大学★◈◈ღ。可是陈独秀虽然已经出狱★◈◈ღ，人却还在警察的监管之下★◈◈ღ，不允许他随便出京走动★◈◈ღ。

　　陈独秀是如何安全离京的★◈◈ღ，《新青年》同人胡适和高一涵都有生动记述★◈◈ღ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★◈◈ღ，李大钊雇佣了一辆骡车★◈◈ღ，化装成生意人★◈◈ღ，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★◈◈ღ。陈独秀上船前往上海★◈◈ღ。

　　而高一涵在1927年所做《李守常（李大钊）同志事略》中★◈◈ღ，还提到一个细节★◈◈ღ，说陈★◈◈ღ、李二人“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”★◈◈ღ。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骡车之中“南陈北李★◈◈ღ，相约建党”的最早出处★◈◈ღ。

　　不过★◈◈ღ，“南陈北李★◈◈ღ，相约建党”是不是在骡车之中？高一涵的说法真实性存疑★◈◈ღ。据考证★◈◈ღ，他在1919年年底去了日本访学★◈◈ღ，1920年6月才回国★◈◈ღ。也就是说★◈◈ღ，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时★◈◈ღ，高一涵并不在国内★◈◈ღ，也就不可能见证“南陈北李★◈◈ღ，相约建党”★◈◈ღ。而且★◈◈ღ，高一涵和陈独秀★◈◈ღ、李大钊都是《新青年》和新文化运动主力★◈◈ღ，但他后来一直都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★◈◈ღ。即便真有骡车之中“南陈北李★◈◈ღ，相约建党”之事★◈◈ღ，李大钊也不会说给高一涵★◈◈ღ。

　　“南陈北李★◈◈ღ，相约建党”这一佳话确是史实★◈◈ღ，只不过他们相约时★◈◈ღ，已经是1920年9月的事了★◈◈ღ。而且★◈◈ღ，从陈独秀的信件和发表的文章看★◈◈ღ，他最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★◈◈ღ，应该是在1920年四五月间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20年4月26日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在上海致信李大钊★◈◈ღ、胡适等人★◈◈ღ，商量《新青年》是否继续出版★◈◈ღ。如果继续出★◈◈ღ，编辑是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★◈◈ღ，还是在京一人担任★◈◈ღ，抑或者是由他在沪担任？

　　实际上★◈◈ღ，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事务也随陈独秀迁移到上海★◈◈ღ，编辑部设在陈独秀的住处——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★◈◈ღ。

　　当时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在上海一边忙着筹备共产党组织★◈◈ღ，一边负责《新青年》稿件的撰写★◈◈ღ、征集和编辑★◈◈ღ，诸事缠身★◈◈ღ，十分焦虑★◈◈ღ。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又因为杂志定价★◈◈ღ，跟他“一天之内起了两次冲突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汪孟邹作为双方的牵线人★◈◈ღ，两边跑★◈◈ღ、两头劝★◈◈ღ，结果谁也不听★◈◈ღ。他后来向侄儿汪原放诉苦★◈◈ღ，“仲甫（陈独秀）的脾气真大★◈◈ღ，一句不对★◈◈ღ，他竟大拍桌子★◈◈ღ，把我骂了一顿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双方争执不下★◈◈ღ，陈独秀一气之下★◈◈ღ，收回《新青年》杂志自办发行★◈◈ღ，成立了“新青年社”★◈◈ღ。群益书社一纸诉讼★◈◈ღ，把陈独秀告上法庭★◈◈ღ，双方闹得很不愉快★◈◈ღ。

　　恰在此时★◈◈ღ，共产国际远东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★◈◈ღ，经李大钊介绍★◈◈ღ，维经斯基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诸人会面★◈◈ღ。维经斯基愿意为《新青年》提供资助★◈◈ღ，这对处在困境中的陈独秀来说★◈◈ღ，无疑是雪中送炭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20年9月★◈◈ღ，停刊4个月的《新青年》复刊★◈◈ღ。这一期封面正中★◈◈ღ，绘制了一个地球★◈◈ღ，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★◈◈ღ，紧紧相握★◈◈ღ。沈雁冰（茅盾）曾解释★◈◈ღ，这一设计“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紧紧团结★◈◈ღ，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这一期出刊时★◈◈ღ，陈独秀已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★◈◈ღ。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日吉亚衣★◈◈ღ、陈望道★◈◈ღ、沈雁冰等也先后加入编辑部★◈◈ღ，成为编撰骨干★◈◈ღ。也是从这一期开始★◈◈ღ，《新青年》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★◈◈ღ，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《共产党》月刊互相配合★◈◈ღ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20年12月12日★◈◈ღ，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拟废教育厅★◈◈ღ，设大学委员★◈◈ღ，主办全省教育★◈◈ღ，邀请陈独秀来粤主持★◈◈ღ。赴粤前★◈◈ღ，陈独秀致信胡适★◈◈ღ、高一涵★◈◈ღ：“《新青年》色彩过于鲜明★◈◈ღ，弟近亦不以为然★◈◈ღ，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★◈◈ღ，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★◈◈ღ，但如此办法★◈◈ღ，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陈独秀有意将《新青年》内容变化原因归为“北京来稿减少”★◈◈ღ，号召北京的编辑同人“多做文章”★◈◈ღ。而北京的胡适显然并不赞同《新青年》越来越鲜明的政治色彩★◈◈ღ。他复信陈独秀:“《新青年》‘色彩过于鲜明’★◈◈ღ，兄言‘近亦不以为然’★◈◈ღ，但此是已成之事实★◈◈ღ，今虽有意抹淡★◈◈ღ，似亦非易事★◈◈ღ。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1920年6月★◈◈ღ，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★◈◈ღ，途中特意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★◈◈ღ。当时★◈◈ღ，毛泽东正处于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★◈◈ღ。他曾给好友写信说★◈◈ღ，那时“好多人讲改造★◈◈ღ，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★◈◈ღ。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？用什么方法达到★◈◈ღ，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？这些问题★◈◈ღ，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★◈◈ღ。”自己像“睡在鼓里”一样★◈◈ღ。

　　与陈独秀的会面★◈◈ღ，令“睡在鼓里”的毛泽东茅塞顿开★◈◈ღ。1937年★◈◈ღ，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这段往事时说★◈◈ღ，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那些话★◈◈ღ，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★◈◈ღ。到了1920年夏天★◈◈ღ，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★◈◈ღ。

　　也是在和斯诺的谈话中★◈◈ღ，毛泽东怀着深厚的感情说★◈◈ღ：“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★◈◈ღ，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期间★◈◈ღ，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★◈◈ღ、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播的重要时期★◈◈ღ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★◈◈ღ、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★◈◈ღ，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★◈◈ღ，而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★◈◈ღ，也深得李大钊的赞赏★◈◈ღ。和青年毛泽东一起工作★◈◈ღ，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“新青年的创造能力”★◈◈ღ，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“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”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18年★◈◈ღ，还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看到了国内寄来的《新青年》★◈◈ღ，顿觉豁然开朗★◈◈ღ，在1918年2月所记的《旅日日记》中写下读后感★◈◈ღ：“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★◈◈ღ。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‘更生’‘重生’★◈◈ღ。我觉得这回大领悟★◈◈ღ，将从前的全弃去了★◈◈ღ，另辟‘新思想’★◈◈ღ，求‘新学问’★◈◈ღ，做‘新事情’★◈◈ღ，实在是同‘重生’‘更生’一样子了★◈◈ღ。”

　　周恩来的日记是从1918年1月开始记录的★◈◈ღ，采用的是白话文★◈◈ღ。而《新青年》从第四卷第一号（1918年1月出版）起实行改版★◈◈ღ，杂志文章全部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进行创编★◈◈ღ，白话文运动刚刚兴起★◈◈ღ。

　　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★◈◈ღ，广大青年受到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★◈◈ღ，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就此打开★◈◈ღ，由此激荡起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★◈◈ღ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了大幕★◈◈ღ。

　　“主义譬如一面旗子★◈◈ღ，旗子立起来★◈◈ღ，大家才有所指望★◈◈ღ，才知所趋赴★◈◈ღ。”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★◈◈ღ，马克思主义如破晓时绽露东方的一轮红日★◈◈ღ，唤醒了正在寻求救国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★◈◈ღ。他们不仅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★◈◈ღ，而且找到了认识世界★◈◈ღ、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20年8月★◈◈ღ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正式成立★◈◈ღ，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★◈◈ღ，陈独秀为书记★◈◈ღ。

　　1920年10月★◈◈ღ，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★◈◈ღ，李大钊★◈◈ღ、张申府★◈◈ღ、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★◈◈ღ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★◈◈ღ。11月★◈◈ღ，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★◈◈ღ，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★◈◈ღ，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★◈◈ღ。

　　据统计★◈◈ღ，在党的一大召开时★◈◈ღ，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★◈◈ღ、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★◈◈ღ，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★◈◈ღ。

　　北大★◈◈ღ，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★◈◈ღ。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★◈◈ღ，投身其中的先驱者们振臂高呼★◈◈ღ：提倡科学★◈◈ღ，反对迷信★◈◈ღ，提倡民主★◈◈ღ，反对独裁★◈◈ღ，提倡新道德★◈◈ღ，反对旧道德★◈◈ღ，提倡白话文★◈◈ღ，反对文言文……渴盼着从方方面面改变中国★◈◈ღ。

　　马克思主义的火种★◈◈ღ，在新文化运动中播种★◈◈ღ、孕育★◈◈ღ，进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★◈◈ღ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★◈◈ღ，彻底改变了中国★◈◈ღ。